首先，境外出版物是一种国内作者出版自己作品的方式，应当正确看待境外刊物的出版价值。
[62] 裘坚建：《行政补贴概念辨析——WTO和行政法学的两维视野》，载《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注释:[1] 赵谦：《个殊化与融贯性：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规范内涵论》，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2期。
则需在维持相关职能部门既有三定方案所列职责事项范围大体不变的前提下，以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最小制度变迁成本，来尝试逐层确立中央以下各级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体制。抽象信任、普遍信任与弱信任作为法律信任思维所呈现的规范特性，有必要基于此分别厘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规范所涉治理模式、资金管理与设施管理事项的信任要义。事实上，社会资金虽然只是辅助渠道，但若在资金投入方面确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机制，并明晰相应的激励扶持政策和指导管理规则。[52] 渠敬东：《乡村与文明》，载《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方面，就公共文化服务财政资金而言。
特别凸显的报告监督、社会监督条款则需更进一步的阐明，以厘清其应有的创设性规范践行进路。特别是在当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仍然有待提高[22]的前提下，类型化型塑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化供给的规范进路，以指引完成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表征理性公共权威之信任共识的有序强化，或许更显其现实紧迫性。以其形式标准而言，授权立法条款的形式特点有二：一是个中立法主体不具有职权立法权。
[29]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二是立法条款中的立法主体不明确，原因在于批准立法的存在。[22]李林：《立法权限研究综述》，载李步云主编：《立法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因此，应从法律功能角度出发考察法律样本中的立法条款。
上述认知将宪法对立法权的配置纳入法条授权立法之列，否定职权立法权存在，显然忽视了职权立法权与授权立法权的本质区别，这不仅在逻辑上难以成立，对授权立法条款研究而言也不具有实际意义。授权立法条款存在与否，实则指向授权立法条款的样态。
这实质上是立法技术不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何完善还有待专门探讨。第二种是职权立法权来源于宪法，即只有宪法赋予的立法权才是职权立法权。[16]与职权立法是因需而立的自主性立法不同，授权立法依附于授权主体而存在，个中立法权和立法时间受到严格限制。主流观点以授权立法作为认识进路，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凡是涉及立法的条款均为授权立法条款。
[29]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公权力都是由宪法权威配置的。原因在于，授权立法本来就是立法权配置机制的例外情况，为保证授权立法概念与目的的一致性，在形式上应当严格限制为授权立法决定，不能划分出所谓的授权立法条款。为探究立法实践中立法主体是否设置了授权立法条款，若设置又遵循什么规律，笔者选取宪法和职权法以外存在立法条款的180部现行法律为样本进行实证考察。一般情况下，创制性立法条款针对特定立法事项要求相关立法主体进行创制性立法，例如《票据法》第91条第1款：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
[15]夏征农主编：《大辞海》（法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所谓职权立法，是指立法主体根据自身具有的法定立法权进行的自主性立法活动。
[23]这个最初的本源就是立法主体获得职权立法权的根本法依据。换言之，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才是授权立法条款的载体。
这其中，关键问题在于应当如何界定授权立法。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公布的《土地管理法》[2]中设置了这样一个立法条款，即第32条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另行规定条款）。据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针对立法事项作出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关键词: 授权立法条款 法条授权立法 职权立法权 创制性立法条款 变通性立法条款; 一、何为授权立法条款：国务院迟到立法引发的疑问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法律条款的样态不胜枚举。在我国立法实践中，《立法法》显然没有采纳‘法条授权的理论，而是将我国的授权立法严格限制在特别授权的范围内。汪全胜：《授权立法条款研究---以〈旅游法〉为考察对象》，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进入专题： 授权立法条款 法条授权立法 职权立法权 。[34]本文所选取的法律样本为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存在立法条款的所有现行法律，共计180部（截至2021年1月31日）。
不过，这反而从侧面印证了本文对另行规定内涵界定的准确性。杨临宏：《立法学：原理、制度与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154页。
于是，在授权立法中，确定授权立法主体资格的依据即为该机关是否具有宪法赋予的立法权。授权立法条款内含授权立法和立法权两个要素，为此，从规范层面解析授权立法条款的内涵应依次解读其内含的两个要素的涵义。
[10]根据这一观点，《土地管理法》另行规定条款应当属于执行性立法条款，而国务院制定《条例》是其职权立法权运行的结果，在立法时间上国务院可以自主选择，所谓国务院迟到立法纯属子虚乌有。[39]参见陈章干：《行政职权立法辨析》，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40]参见谢立斌：《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权》，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据此可以断定，授权立法条款所承载的立法权被限定为职权立法权。
二是特别规定条款属于授权立法条款。通过以上对法律样本中立法条款的类型化分析可以确定，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创制性立法条款和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以实现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为目标，属于授权立法条款。
[42]万其刚：《立法理念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如此一来便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哪些立法权可以在授权立法条款中转移？换言之，授权立法条款所承载立法权的界限何在？立法权因来源不同而存在差别。
那么，哪些立法权属于职权立法权？或者说，职权立法权与授权立法权之间的界限何在？相对而言，学界对职权立法权范畴的讨论较为集中。[41]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从词义上看，另行是动词，意指另外进行（某种活动）。[37]参见付子堂、胡仁智：《关于法律功能实现的若干思考》，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理由如下：鉴于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法律作为框架立法对拟规制的事项只作原则性规定[5]，法律执行过程中涉及的诸多具体事项，需要以法律条款为载体，通过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授权有关主体制定规范性文件，保障法律条文有效实施[6]，授权立法条款的功用恰在于此，即弥补骨骼立法的不足。此时，距离《土地管理法》发布（1986年）已有近五年之久。
即便立法条款中的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倘若该立法条款使用了另行规定法律概念，仍属于授权立法条款。[26]参见桂宇石、邓世豹：《宪政与授权立法》，载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编：《宪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47]原因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法律的制定主体将职权立法权授予其自身并无任何实际意义，这类另行规定立法条款也就不存在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与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不同，宪法和职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经济特区变通立法的立法权范围及其归属。
由此观之，法条授权立法是授权立法的重要类型，授权立法条款则是法条授权立法的唯一法律载体，本质上以实现立法权在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定向转移为目标，是法条授权立法中被授权主体的授权立法权的唯一合法性来源。[3]《土地管理法》自1986年公布至今，历经1988年、1998年、2004年和2019年四次修正（订），该立法条款的内容一直没有发生变化。